《陈增芝专栏》天涯刺客黄照夫!热血青春成就永恆革命情感

2020-06-11 浏览量: 997

《陈增芝专栏》天涯刺客黄照夫!热血青春成就永恆革命情感停格的热血青春,永恆的革命情感

有期徒刑 5 年!真是让人吓了一大跳。已经被羁押一年多,在狱中渡过 30 岁生日的黄照夫,原本有付出更大代价的心理準备,出庭前也曾在狱中写给友人的自述中提到:

「……冒这些危险,是我不想,但也不能避免的。也许有更好的方法,但我还没想到。我也知道革命需要耐性,但我认为这个行动是必须的。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人去牺牲,为什幺不能是我呢?我的牺牲是愚钝而无价值的吗?我也知道我逃走的机会很少,所以这个行动可以解释为自杀性的。

我伤害这个人,不是因为他出生于中国大陆,而是因为他为了个人利益,从事迫害台湾人的工作,是台湾人的敌人,而台湾人还没有法律制裁他,所以我冒各种危险去执行。其目的在维持正义。

我希望这件事情,对这个人是一个教训,对其他的敌人是一个榜样。其政治效果我不能预料。我现在在牢里,我的前途我也不能预料。

我触犯法律,出于不得已。但我心甘情愿接受法国法律处罚。对带给法国人的麻烦,我感到抱歉。」

黄照夫公开行刺国民党驻法总书记滕永康的司法案件,一年多来,几次的侦查庭与準备庭之后,1974 年秋天,巴黎法院正式开庭。不愧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发表「人权宣言」的国家。仅仅一次的开庭,就做出最低刑期的判决。

黄照夫在台湾知道太多政治案件与人间悲剧,带着觉悟付诸行动,没想到在自由民主人权的异国,竟得到法官与陪审团的同情。接下来,刑事部份直到定谳为止,国民党没有再提起上诉。

或许是法籍律师给国民党的专业建议,再上诉的结果可能还是一样;或许是法庭上,历史学教授口中陈述的国民党政权,极为不堪但偏偏都是客观事实。犹如 21 世纪的北韩政府,要向自由世界辩解不是独裁政权一样困难。

法籍人权律师并不意外最低刑期的判决,但很意外国民党连民事赔偿也放弃追究。这个轰动台湾留学生与同乡圈之间的案子,在司法斗争的部份,就这幺结束了。

彭明敏脱逃成功!激励台湾内外三起事件的勇敢青年们

1970 年代初,第三世界国家此仆彼起的独立运动,大多已陆续完成建国;东西对立缓和,国民党政权原本凭恃美国,而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的席次,已经风雨飘摇,但台湾人民仍活在恐怖戒严体制之下。228 屠杀已经过了 23 年,倖存的人民看似噤若寒蝉,其实不甘继续苟活的热血青年所在多有。

1970 年 2 月 8 日,台湾内部发生「泰源烈士起义事件」,两个多月后,隔着太平洋的美国,发生台湾留学生黄文雄,与妹妹黄晴美、妹婿郑自才共同策画,但行动失败的「424 刺蒋」。三年后,遥远的欧洲,又发生黄照夫单独一人行动「329 割喉事件」。

台湾内外三起事件的台湾青年们,年龄相仿,相互间没有任何人脉网络的关连,却做出意志如此一致的行动。

而这三起事件的最源头,其实应该要从彭明敏教授,奇迹式逃脱特务监视,成功于 1970 年 1 月 4 日抵达瑞典说起。这个消息震憾也振奋所有海内外反抗国民党的台湾青年,甚至人在监狱里的政治犯,因而有泰源烈士起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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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关在台东泰源监狱的青年政治犯,因为彭明敏逃脱消息的激励,企图联合台籍士官兵约 50 人,以及台东原住民知识青年等共 120 余人,计画夺取陆军轻装师武器、占领广播电台以及台东的海军军舰,联合原住民在山区打游击,发动全岛革命。

「台湾独立了!把枪交出来!」江炳兴对着换班的监狱卫兵大吼。那天,农曆大年初三,监狱戒备鬆散,根据计画,还有其他意志相同的受刑人与监狱人员,负责趁卫兵换班时迅速劫狱。

之前早已利用外役机会,联合当地教会、原住民等百余人,说好将发动山区游击。原始计画是在攻佔广播电台后,播放早已预录的台语、客语、原住民多语版本「台湾独立宣言书」,号召各地响应这起武装革命。

但是,刧狱失败,革命被迫终止,起事的郑金河、陈良、詹天增、谢东荣、江炳兴、郑正成等 6 人携械逃亡山区。警备总司令部直接接管泰源监狱,动员大量军警搜捕,半个月内 6 人陆续遭到逮捕。

严厉拷打刑求之下,每个人都按照当初沙盘演练,万一任务失败的说词,江炳兴坚称整起抗争是自已一人策划,其余都是非自愿的「人质」,此外也绝口未供出其他当初共谋起义的百余人。

除郑正成之外,其他 5 人遭集体枪决,郑金河在行刑前说:「台湾如果没有独立,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耻辱」。江炳兴事先遗书写着,「……我们在一切希望都消失时,只好正告国际人士,我们并不缺乏勇气,我们并不贪生怕死……」。

海外台湾青年当然无法知道泰源事件,但是两个多月后,同样也是受到彭明敏逃脱事件的激励,而有「424 刺蒋案」。但是,黄文雄开枪时遭到美国国安人员牵制,子弹飞略蒋经国头顶,射向饭店的旋转门。

当时随即被压倒在地的黄文雄高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让我像个台湾人一样地站起来)」。郑自才上前救援,也被警棍击倒在地。两人被押进警车时,仍不断用台语与英语高呼「台湾独立万岁!」

刺蒋的枪声,再度瞬间激励海外台湾人反抗国民党的士气,即使美国法院开出无意让两人交保的天价保释金 20 万美元,但是海外台湾人的捐款如潮水般涌入,短短一个月内高达 13 万美金,更有人不惜慷慨抵押房子凑足保释金。

如此的团结与慷慨,震憾国际媒体与国民党政权,见识了台湾人团结反抗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强烈意志。即使是 21 世纪的今天,这都不是一个小数目,何况当时汇率约 1 比 40,台湾人每月薪资仅约台币 1 千元左右。

黄文雄起身遭美国警方挟制之下,仍奋力突出胸膛的年轻身影,成了翌日纽约时报的头版照片。这张照片沸腾着那个世代台湾青年的热血,呼应着江炳兴遗言,「正告国际人士,我们并不缺乏勇气,我们并不贪生怕死」。黄照夫也在写给友人的书信里提到:

「……现在行动表现,就是将来的历史。群众创造历史,台湾人要扮什幺角色?对付中国的威胁,并不是吻蒋介石的脚底,就可以得到解脱。台湾的将来,靠台湾群众的表现决定。没有一个国家是绝对安全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冒险事业。」

义无反顾!守护天使候锦郎

黄照夫静待正式开庭,羁押长达一年半期间,不捨让黄照夫孤单的张维嘉,从未放弃每个月仅有一次的探视,但其间,书信仍是两人最重要的连繫方式。黄照夫曾在信中写说:

「你的热心帮忙,我非常感动。我当然知道你个人的能力有限,其他帮忙我的人,我也知道为什幺,同样感激。关于律师费,我从来没有问过你多少钱,千万不要误会,我并不认为你给我的帮忙是理所当然,而是我无法知道何时能还你这笔钱」。

黄照夫自始带着觉悟,孤身一人付诸行动,原已不敢奢望未来人生,也从未预想被逮入狱后,将会是什幺状况,在信中如此感激着张维嘉与所有提供协助的台湾同乡。

「说起来,真的非常感谢我的法国岳父,因为他的关係,为黄照夫辩护的人权律师完全没有收半毛钱,连车马费都没有。出庭作证的历史学教授,跟我们一起搭计程车上法庭,连计程车钱都是他付的。」张维嘉多年后受访,再三感谢律师与教授的义助。

判刑确定,黄照夫再度移监到巴黎北方,车程约 60 公里的监狱,不知是法籍岳丈的关係,还是法国司法系统也同情这个政治案件,这是个医疗性质的监狱,整体环境比一般监狱舒适。唯一缺点就是比较远,车程约需一小时,来回就是两小时。

高兴的是,判刑后探视改为每週可以一次。在宽敞如交谊厅的空间里,有许多隔开而独立的小桌子,各自坐满着探视与被探视的人。在异国的监狱里,可以轻鬆边喝咖啡边聊天,更是黄照夫唯一可以讲台语,一解乡愁的的珍贵时光。

「会面时间只有一小时,每次快结束时,我都强烈感觉到照夫的依依不捨,所以,我都遵守预约的时间,绝对不敢迟到,深怕会面时间因为迟到而有所减少。」

1976 年春,黄照夫因素行良好,依法获得假释,但因为是刑事案件的外国人,法国政府在假释的同时,又发出「驱逐令」。为了不让黄照夫遭到遣送台湾,张维嘉极力奔走邻近国家寻求政治庇护,但都因为是刑事案件的假释犯而遭到拒绝。

出手解决的,还是法籍岳父,带着「驱逐令」,亲自去游说法国内政部主管外国人居留业务的中阶主管官员。最后解决之道,是拜託位于墨兰(Melin,巴黎南方约 50 公里),一位露营庄园业者的朋友,给予黄照夫「工作证明」,藉此取得继续居留的资格。

黄照夫受制「驱逐令」,必须每年定期申请居留许可,而这个居留许可又受制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取得雇用机会;二是这个受雇的居住地点,必须距巴黎市中心 50 公里以外。

其间还曾因为被警方发现黄照夫,违反限制居住的规定,被张维嘉偷偷带到巴黎参加同乡会,致使有一年申请居留许可时,遭到警方说要「慎重思考」。

「他孤单一人在法国,又限制居住地,再不让他偶而见见台湾同乡,岂不是要逼他发疯?」张维嘉以人道理由,向法国警方据理力争,幸好最后获得警方的认同。

1978 年左右,张维嘉为了台湾独立组织运动,必须前往北美洲,但是卡到黄照夫必须有人处理手续繁杂,程序冗长的居留许可申请,因此特地委託留学巴黎多年,一直很关心黄照夫的侯锦郎、侯美智夫妇接手照顾。

侯锦郎,1937 年出生嘉义,年长于张维嘉、黄照夫,属于亲自见闻 228 事件的台湾人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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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师範大学美术系,受教陈慧坤、李石樵以及廖继春等大师,并学习后印象派如立体派、野兽派等画风,一直是各项美展的常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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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照夫案发的 1973 年,侯锦郎正好自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取得博士学位,这时他已是非常受到法国文化界敬重的艺术鉴定专家。

「侯锦郎是人格非常高尚的台湾人,我知道他家境非常清寒,刚来巴黎留学时,还曾住在巴黎的贫民区,美智跟他吃了很多苦。为了台独运动,好几次还热心要寄付(捐款),都被我拒绝挡下。他的经济状况,直到取得博士学位前后才有一点改善。」

侯锦郎接手后,更进一步极尽所能为黄照夫申请「政治难民证」,而奔走于法国政府相关单位之间,没想到竟然获得通过,并正式发公文给黄照夫,通知同时解除「驱逐令」与「限制居留令」。

「这真是神通广大,搞不懂侯锦郎究竟是怎幺办到的,但我想政治难民证的获得通过,应该跟法庭判决黄照夫最低刑期的政治动机,有直接的关联。无论如何,我相信这奔走的过程,不是那幺容易,侯锦郎一定费尽千辛万苦。」张维嘉由衷敬佩侯锦郎的努力与付出。

黄照夫收到公文,看到白纸黑字写着同时解除驱逐令与限制居留令,兴奋到当天就辞掉工作,搬进巴黎。获得完全自由之后,在巴黎又有留法学生杨树煌的经常陪伴,消解黄照夫身在异国的孤单与乡愁。

杨树煌,画家,1948 年出生于台中乌日,赴法留学那年刚好发生黄照夫事件,1979 年获得法国巴黎第四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因为关心台独运动而成为黑名单,直到 1994 年才获准返台定居。

但最令人不胜嘘唏的是,1984 年侯锦郎在学术专业的高峰,不幸罹患脑瘤,开刀无数,在妻子侯美智坚强与无微不至的照护下,共同与病魔缠斗奋战,并为复健而重拾画笔,直到 2008 年辞世。

「在海外共同为台湾奋斗的朋友里,有三位我敬重为圣人级的台湾人,就是侯锦郎、王秋森、郑绍良。侯锦郎是非常聪明优秀的人,但终其一生,过的几乎都是苦日子。美智更是了不起的坚强女性,侯锦郎的人生幸好有她。」

黄照夫终生感念侯锦郎真挚的付出,更感激侯锦郎为他奔走申请「政治难民证」的尽心尽力。台湾人最高贵的善良天性,映照在天涯沦落人黄照夫的际遇上,更加令人感动。

直到 2004 年黄照夫才悄然返台,听说,几年前还经常为了工作,往来于台北与巴黎之间。随着台湾的自由化、民主化,黄照夫的名字经常会出现在归国名人的回忆录或海外台独运动的历史资料里。

只是,黄照夫的人生,彷彿一直停格在 1973 年春,遥远而浪漫国度里,那个露天咖啡座上,犹如迅雷般的惊天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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